“穷不会生根，富不会天生。”这是辛海宁的父亲离世后，妈妈叫天天不应，呼地地不灵的时候教导三兄弟说的话。

我到二公司第一个认识的是辛海宁书记。

三位书记中，辛海宁和崔永兴、金玉林站在一起，是最矮的一个。瘦中透着精干，白皙的皮肤，戴着近视眼镜，还没到50岁，头上已有零星的白发。

在项目部安顿下来的当天晚上，他站在我住的6103房间门口，喊我去食堂吃晚饭。几个人坐一桌，聊的主题是春节临近项目部人员值班的安排情况，怎么过好这个春节，是他要关心的大事。

饭桌上辛海宁说：“今年我得回家一趟，孩子高二，老人年纪大了，不能老不回家过年。”辛海宁像是对别人说，又像是对自己说。

后来才听说辛海宁有过连续11年不回家过年的经历。

那时候他在芜湖大桥工地，是七十几号人的生产分队队长，相当于现在一个项目部的全部人员。那时候没有手机，没有电脑，所有文字资料全靠手写，白天没空写，只能晚上写。每天安排工作手写的东西至少要两三个小时才够。

“每年的春节，我不能自己回去，不让别人回去，这说不过去。”他在南京的家，新房子从装修后，他只回家过了一次年。

从1998年到2009年，这11年，作为家中的长子和项目部的分管领导，过年回不了家似乎正常。每年都是老婆带着孩子到工地上过年，但是双方的老人来不了，好在有弟弟在家陪他们过年。

以前回趟家真受罪。从南京到广西坐火车，要30多个小时，中途还要再转车到工地。记得2000年在广西柳州的大桥工地，4年中都是老婆带着孩子来工地，到2005年，老婆说：“我这辈子再也不想来柳州，这一路太难了，来一次都要瘦掉一圈。”最后一年在柳州，母女俩死活也不愿意去柳州过年。那时候买票太难，来去两趟都要托好多人才能买到一张票。柳州的项目结束后，项目部接到新任务，到北京去，中国的第一条城际铁路——京津城际铁路开工。从南京到北京有一趟直达车，晚上上车，睡一夜次日早晨就到北京，然后辛海宁去车站接她们娘儿俩，方便多了。

说起在贵阳上学时的坐车难，还要更早。那时从南昌出发，站到贵阳29个小时，在火车上不敢吃不敢喝，因为上不了厕所。整个车厢里，从头到尾，成了厚厚的一堵人墙，铁板似的。人与人之间，脸贴着脸，手和手缠绕在一起，脚生了根，拔不出来，扭成了麻花，所以也不必担心会倒下来，困，饿，渴。困了可以站着打会儿瞌睡，但渴、饿没办法解决，一路忍着，数着站台熬着等下车。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春运在今天想来，如同一场灾难，但再怎么难，总不能不回家过年。那时候从桂林到武汉去出个差，买不到座位票，只能站着，站到武汉，腿肿胀得像根老树桩，下车的时候都不会走路了。那个年代乘车的困难，在1990年代成为一代人抹不去的记忆。现在回趟家眨眼的工夫，提起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旅途的困难，不只是辛海宁有一肚的苦水，所有人都有苦水倒。

对于苦难，它就像沉在水底的石头，被冲刷，磨砺去棱角，在不见天日的黑暗中蓄势，用一颗虔诚的心去等待有一个人把它打捞上岸，让石头的光亮重返人间。从此这枚石头的火性消失，生命的纹理中有了水的软韧，石本身的坚韧，刚柔并济，像一位古代的江湖隐者，重返江湖拔剑出鞘时，一身的绝技震慑住世间的宵小。

辛家的三兄弟，就是沉在水底的那三枚石头。

在很多的公开场合，我见证过他的领导组织能力，认真学习的好习惯，但总感觉那是他的表象。他脸上不苟言笑的表情一次次告诉我，这并不是真正的辛海宁，这宁静的后面，隐藏着岁月的苦难，隐忍，刚毅。直到2018年的7月1日，辛海宁带领新老党员去黄桥新四军革命根据地参观学习，我们在兵器展览区看到整屋子的枪炮时，他本能地提到军人父亲的死，那一年，对一个9岁孩童的内心撞击，像战争年代被机关枪扫射过。

我本不愿意去揭开他这段尘封已久的苦涩，因为那后面一定是用何种词语也触及不到的巨大酸楚，那里有一口黑暗的沉井，有万吨之重。

在一年后的7月6号晚上，辛海宁趁在外地学习的时间，拨通了我的电话，他向我打开心灵沉井的盖子，从他的童年开始说起父亲。

“我父亲是一名军人，是海军部队的一名潜水员。九江大桥建设的时候，工地上需要潜水员，我父亲被招进九江大桥，做了一名潜水员。虽然在九江大桥的潜水不是深潜，是浅潜，但也需要一定的专业技术，像父亲这样的专业潜水员更适合。潜水员的工资标准、伙食待遇比一般人都要高，他们吃饭都有专门的小食堂，要保证营养。那时候我们家的日子还算不错，父亲是在30岁时生我的，两三年里又添了两个弟弟。

潜水员是特殊工种，可以提前退休。父亲还没能等到退休的年龄就躺下了。在单位体验的时候，查出了肝癌晚期。这种病是恶病中的恶病，来势汹汹，父亲没撑多久，像水底的石头，无论家里人用怎样的方式打捞他，都无济于事。几个月后，他穿着厚重的‘潜水衣’，永远沉入黑暗的深水区。母亲带着我们兄弟三人，送走了父亲。作为家中的长子，我为父亲捧火盆，送父亲最后一程。

父亲走的时候，虚39岁，我9岁。父亲走后，我一夜之间便长大了。一个没有父亲的家庭如同海洋中的一条小船，随时有触礁沉没的可能；一个没有父亲的家庭，没有人来遮风挡雨，我们三兄弟是在同龄人的排挤中长大成人。那时候家里穷，穷得我报考大学时的2块钱报名费都交不起。今年女儿考大学，我把这件事对女儿讲起来的时候，她瞪大眼睛，总以为是天方夜谭。小时候体会过别人的白眼，长大后就不同了，被人欺负，心里刀割一样。家里的大梁柱倒了，一切全靠自己。”

刚参加工作，辛海宁连游标卡尺都不会看。

公司没有忘记他们母子4人，母亲被安排在项目部的后勤部门，看看仓库，做点轻松的事。

辛海宁技校毕业后，作为家中的长子，为了家，辛海宁进了九江大桥，在车间当了一名铆焊学徒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