眼看着还有4天就要立春了，气温节节攀升，春节期间正好是大干的时候，但也正是大家想回家过年的时候，难免人心涣散。
一屋子的人七嘴八舌各抒己见，也没有人想出更好的点子。纵然把天给说破了，还是得看天的脸色行事，嗓门再大，也代表不了真理。
值班室的铁皮桌子，中间的接缝处摆放了一排高低不等的水杯，有夜班女塔吊师傅的粉红色杯子，有李浔、柳桥宁、陈圣飞的杯子，还有24小时在现场倒班的工区队长张国庆，专职安全员方文忠的杯子，但没有一个作业队队长的杯子，他们像天上的鸟，停不下来。
柳桥宁肝不好，只喝蒲公英泡的茶。这茶都是他妻子刘凤在五峰山上挖来的，一棵棵洗干净，晾晒干给柳桥宁带到工地现场喝。这样的茶水自然不寻常，柳桥宁喝得格外仔细，每次捻上一小撮，小心地塞进一只细细的玻璃瓶子里，注满水，等待枯叶子在杯子里伸展开来。
李浔的杯子是个粗壮的塑料杯，上下可以过滤的那种，是老婆帮他买的。
陈圣飞的杯子有点萌，是他孙子喝水的那种奶嘴一样的塑料杯子。他看到柳桥宁喝着蒲公英泡的茶，心里痒痒的，也想喝，但老是喝人家的心里过意不去。他给启东老家的老母亲说起这事，80岁的老母亲在春天里拎着篮子满世界给儿子找蒲公英，陈圣飞喝上了母亲晒的蒲公英，嘴笑得咧到耳朵根子，并且把一包包的蒲公英分给同事们喝。用他的话来说，这茶有了老妈的味道，跟街上买的就是不同。
张国庆的茶杯和他的人一样，是流动的，人在哪，茶杯跟到哪。杯子跟着他有时候在值班室，有时候在电瓶车的座位里。杯子经常是空的，就是有茶水，在冬天里倒的热水很快变成了凉水，夏天里的凉水也成了热水。作为分队队长，他的工作都在现场，除了写施工日志或工作中的交流意见，他很少来值班室，很少看到他喝水，并不是他不渴，而是习惯了不喝水，所以他看上去又干又瘦，像北方沙漠里风干的胡杨。陈圣飞习惯了拿老实巴交的张国庆开玩笑：“张国庆细头细脑，细胳膊细腿的，往六七十米高的南锚上一站，要是来阵七级大风，肯定被刮跑，如果哪个人下手狠点，他那细胳膊腿一掐就断。”
每次到南锚碇现场，张国庆随时在。有好几次下雨天，他穿着雨衣站在现场，像根弱不禁风的小树苗，被风雨包围着。看不清他的脸，但知道是他，默默地站在霸气庄严的南锚碇脚下。整个工地上，他最瘦小，那腰瘦得不盈一握，工作服挂在身上飘，因为头小，最小的安全帽他还是嫌大，里面塞了许多纸。因为是同乡，我和他的话自然多些。记得2018年盛夏，在南锚碇的防汛值班室，和他一起上晚班，谈大桥的前世今生。这位桥二代怎么也不愿意让自己的儿子干这一行。当我捧起他每天写的施工日志时，他很自豪地说：“想想我们这些人真的了不起，看着桥一点点长高，如同看自己的儿子一样，像这样的超级工程，这辈子能遇到，算是幸运的。”晚上10点半，张国庆开着面包车去生活区拿消夜分给工人们吃，一边吃一边感慨：“从1949年到现在，长江上建的桥越来越多，少说有几百座，在我们百年之后，当这些桥成为危桥，不得不炸毁，这些建筑垃圾污染江河大地，那可怎么办？”但又一想：“等我们这代建桥人都作古了，说不定发明出一种专门吃建筑垃圾的虫子出来，根本不需要担心。”工地生活清苦，他的瘦也跟营养不良有关。这位和我一样大的人，半头白发，脸色黑黄，满脸风霜，但只要他站在南锚碇的任意一个地方，就精神抖擞，死守现场，手握对讲机指挥空中的塔吊，颇有大将风度。
除了张国庆喝水少，专职安全员方文忠喝水也不多，他因为股骨头坏死，换过三回股骨头，一条腿不得劲，他怕上厕所，尽量减少喝水的次数。事实上，每个从工地现场转身到值班室的人，很少想起喝口水，桌上的茶杯大多时候是个摆设，他们的嘴唇上经常会有一层翘起来的皮，嘴丫子长水泡，干得快着火。
围着51座桥墩和南锚碇的5家作业队，每个作业队的领头人像工地上的无脚鸟，从地面飞到高空，从现场飞到值班室和项目指挥部，施工现场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他们的身影，个个忙得如失火，更不会有人喝水。他们只有上班时间，没有下班时间，不分昼夜地盯在现场。活做不好没法交代，如果出了质量问题，作业队伍的名字一不留神会进入黑名单，被行业封杀就完了。所以他们对每个工程节点，都得十二分小心，心里那个累。
作业队的几个头儿，只能死守现场盯着，实在困了躲进车里打个盹，但也睡不实。
这5个作业队，如5把尖刀，安插在工地现场不同的阵地上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上一级下达的施工指令，需要他们来严格执行。5个作业队的领头人与现场管理人员之间是鱼水关系，谁离了谁都活不下去。
值班室的门不停地开关，空调有气无力地把冷气吃进去，把热气吐出来，这间铁皮小屋子夏天并不凉快，冬天也很少暖和。
隔壁李浔他们的值班室相对安静得多，很少听到他们的声音，他们除了写施工日志，其他的工作全部在电脑上完成。而柳桥宁他们这边的值班室，大多是老一辈的，会用电脑的并不多，有些靠手工写。李浔是工地上比较年轻的管理者，老一辈的人面临退休，现场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。年轻人不缺少理论知识，只缺少管理现场的经验。老一辈的大桥人书读得少，学历不高，但他们这辈子在不同的桥上打滚，一肚子经验，不能烂在肚子里退休，把本事带到骨灰盒里也没用。再不教会年轻人就来不及了，所以，工地上大多是一对一的师徒关系，不把他们带出来，对不住他们。
冬天的棉帽子刚发下来，戴着还有点不习惯。出门时我忘记拿安全帽，又返身回值班室拿帽子，跟在张国庆后面去看现场。初进工地的时候，戴的白帽子，工人以为是大桥局的人来检查安全，格外小心。后来才知道，戴白帽子的是管理人员，红帽子是来宾，黄帽子是工人戴的。
和张国庆一边往工地走，一边听他说施工一线现状：“我们这些老家伙老了，没用了，大桥的天空以后就靠他们年轻一辈……”后面的话被一阵巨大的机械噪音吞没，像是什么也没说过，等不及抬头，抓在手里的对讲机发出“咝咝啦啦”的声音，接着传来高空中塔吊师傅的声音，问他钢管摆放的确定位置。张国庆赶紧打住话头，仰起脖子，双眼盯住空中飞过来的货物，指挥塔吊的方向。
S2号墩是公鸭嗓子作业队的施工任务，几个人站在钢板桩前的一片积雪上注视着渣土车、挖机、机械手、汽车吊等不同的机械来来去去，不同的噪音像一台大合唱，相同的调，不同的音阶。
张国庆站在一堆烂雪上用对讲机指挥渣土车回填土，公鸭嗓子嘶哑的声音从背后飘过来，夹杂着咳嗽，有痰堵在嗓子眼，这声音是从胸腔里嘣出来的，像卷了口的钝刀剁木头的声音，带着冷金属强硬的气息，一下子把张国庆和现场指挥的柳桥宁给唬住了。公鸭嗓子这两天每时每刻都泡在工地现场，这两天不停有工人闹着要走，搞得他心里毛躁躁的。这么冷的天，他里面只穿了一件酒红色格子的保暖衬衣，外面套了件咖啡色的皮夹克，拉链没拉，两手插在裤子口袋里。双眼布满血丝，鼻子冻得通红，脸红得发紫，紫中发着黑。因为雪天，这边已停工两天，工期对作业队来说，是他们的生命线，那么多工人闲一天就是一天的损失。民工是做一天拿一天，他们巴不得一天不休息，早把活做完早回家过年。
“你想让我的机械往哪边去，这个破机什么时候才能修得好啊，那边大里程不是在做事嘛。要命的是这两天都是在零下5度，雪什么时候才能化掉。反正我10号就要走人了，再迟工人们买不到回家的车票。”
柳桥宁说话似乎有些气短，一脸的无奈，好像鬼天气是他给招来的，和公鸭嗓子有理也说不清楚，但还是要讲。业主与监理有硬性规定，恶劣天气，不能强行施工，如果出了事，有十个脑袋都不能挽回损失。柳桥宁一生中经历过那么多桥，早已习惯了一切行动听指挥，不听指挥，就是找事，甚至是找死。
“6号左右气温就要回升了，就可以打混凝土，不急在这两天，天马上就好了。”柳桥宁说。
“唉，你是站着说话不怕腰疼，温度要等到10号才能上来，10号都腊月多少了，25号要过年了，让人家怎么买票？这几天都是零下6度呢，立春又咋样，倒春寒的天还能冻死一头牛呢，气温回升个鬼啊。冷一点不怕，就怕雪不化冻，你们看看，现在化的雪只能靠地表温度，中午12点才能化点，下午4点不到，又开始上冻。今天没化多少雪，还不是和昨天一个样哇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