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崔说金玉林有三个金：“金点子，金不换，是金子。”

可正式和金玉林聊起工地现场和家常来的时候，他说：“老崔在捧我呢，哪来那么多个金？别听他吹捧我，就一个普通的老大桥工人。”

但我相信老崔对金书记的总结，虽然是格式化的公文语式，其内涵货真价实，绝无虚言。

在4号主塔下面的值班室小二楼，我和一分部四公司的党工委书记金玉林面对面坐着，就老崔说的“三个金”起头，在轰隆隆的机械声中开始了谈话。没想到的是，从头到尾，金玉林连一个金都没提到，失望之余，无意中得来的却是大音希声的另一份感动。

老金的出生地在皇城根天子脚下，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，尽管从小跟随爸妈去了武汉，但自小时候起说的那口京腔至今未改，字正腔圆，铿锵有力。包括说话时的表情，自带北京人的厚重古朴，庄重大气，连他走路的架势，与小城市的人都不同——身板笔挺，迈的可是京戏里的四方步子，步步落地生根。

俗话说：男怕入错行，女怕嫁错郎。如果不是投胎进了大桥，就凭他这自带英雄气势的挺拔模样，指不定会成为哪个行业中的大角。

老金，块头很大，却生着个娃娃头，娃娃脸，哪怕是生气拉脸的时候，那个娃娃脸还是看不出怒气，自带七分的讨喜气，所以他和谁在一起，都会成为拍巴掌的好兄弟。特别是那双手，肥厚肥厚的，不知情的人以为那手是胖，这是看手相人眼中的佛手——手大抓金银，其实老金的手不是胖，是肿。

他自明白，这双手的大小变化，是自己身体的晴雨表。早晨起床还好些，午时一过，那手胖得像肉馒头，皮肤上闪着亮光，稍稍一摁，就是一个小窝窝。

就是这身体，医生曾多次警告过他回家休息。老金没信那个邪，2018年做了个不大不小的手术，10天后就回工地上班了。

每天晚饭后，他约上老崔同行，两个高大的身影从生活区往圌山脚下走去，等原路返回时，金玉林的双手高举着，因为低垂坠气，手肿胀得更厉害。

金玉林年轻时身体强壮，个子又高，天生就是搞体育的好苗子。1981年从大桥子弟学校毕业，这一年刚好43军来招兵，他和许多同学一起去验兵，同学们都验上了，就他在体检的时候只差那么一点点。

“大学没考上，家里人都不赞成我去当兵，特别是母亲。”

鉴于此，金玉林留在学校当了半年多的体育代课老师。

从内心讲，金玉林当时并不想到大桥来，作为桥二代，他了解这个行业的性质，流动性太大。如果不是父亲调到武汉，他们一家人不出意外会在北京过一辈子，离开自己的血脉之地，等于没了根，但他也不愿意留在学校当体育老师。

父亲是1950年代的大学生，每个月93.5元的工资，算是高的。普通工人工资在五十几元。按理说日子要比别人家好过得多，但爷爷奶奶都没工作，5个孩子，金玉林最小，羽翼未丰，6张吃闲饭的嘴，全靠父母的工资。为了支援武汉大桥建设，父亲1953年从北京调到武汉。为了照顾父亲，1955年母亲也调到武汉。

社会上有的机构，中铁大桥局全有，从幼儿园到高中，从卫生所到医院，子弟学校、菜市场，应有尽有。那时候大桥局内部，开始有大集体性质的用工，只是工资待遇与大桥局里的正式编制相差太多，那不属于国家的“铁饭碗”。为了解决家属们的工作问题，大桥局开始了内部大集体性质的招工，许多家属就这样成了家属工。金玉林的一些同学，不少进了大桥局内部的大集体单位，能拿到40元左右的工资，好歹也能养活自己。

“我本准备留在这样的大集体里上班，这样就可以留在家里，如果进入大桥局的编制，就意味着开始走四方。”但父亲不同意，他认为好男儿志在四方，一辈子守在家门口不出去闯荡一下，不会有大出息，再说大集体性质的单位工资低，进去了也难有发展的空间。

“我家就住在大桥局，邻居们全是大桥人。我的父母整天忙工作，哪有精力管孩子，成绩好与不好是另外一回事，只要不在外面闯祸就很好了。”

金玉林还是听了父亲的话。知子莫若父，这个家中最小的孩子，全家人更疼爱些，都希望他有个好的归属。

那个年代，工作选择的余地太小，哪像现在这么自由。父亲执意让金玉林到南京的四公司，毕竟是大城市。

作为“桥二代”的金玉林与所有大桥人一样，参建过许多桥。他1983年就到了大桥，人生的第一座桥是新河县长东黄河大桥。这座桥是日本人投资，4.5千米，设备当时在国内都是很先进的。工程结束后，这些设备留下来，派上了大用场。

金玉林还不到20岁，第一次出远门，从河南兰考下车到山东东离，再到山东菏泽那边。在那个工地待了3年时间才调到别的项目部。

那个年代还没有农民工，都自己干。刚到大桥工地，从最底层做起，金玉林做了一名装吊工。这个工种是所有工种中最辛苦的，高空作业，风吹雨淋。金玉林打小一直被全家人宠着，哪里吃过这种苦。才去不久就想跑，苦得干不下去。

那时候不像现在，想走就能走，所有的关系都在单位，吃粮靠发粮票，什么都要票，脱离了单位就意味着没有饭吃。他写信回家给父亲诉苦，母亲虽然不识字，听父亲提小儿子在外面的情况，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。

在家有人宠着，但到工地上就不同了，大家都是一样的，没有人会宠着你。在父亲的鼓励下，他还是耐着性子在工地上待了下来，天天数着日子往前过，直到一年后认识同是“桥二代”的女朋友。她是南京人，恋爱中的人能天天见面，就算是掉在苦海里，也不会觉得苦，于是他打消了想离开的念头，也不再数着日子过。

女朋友聪明好学，两个人在一起生活有了奔头，互相学习，共同进步。她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大桥局的职工大学。那段时间金玉林又去了广州的工地一段时间，等再回南京时心思归位：既然命定在大桥，女朋友也在同一个单位，那么就别三心二意，好好干。

第一次带女朋友回家时，母亲极力反对。北方人比较重男轻女，全家人把他当成金疙瘩。父母认为儿子就应该在家里，怎么能离家呢。作为家中最小的儿子，母亲更迫切希望金玉林在武汉找对象，然后再调回武汉。最后还是父亲通情达理，成全了他们这桩婚姻。从此金玉林又告别了第二个故乡武汉，南京成了第三个故乡。

幸运的是金玉林遇上了两位贵人——分队队长和支部书记，是这两个人把他往正路子上带。分队队长手把手带他，加上他爱学习，悟性高，到大桥的第二年，他就是预备党员，1986年就转成正式党员。

在书记调走的那一年，金玉林接任了支部书记的职务。

“从小父亲虽然很护我，但对我的管教非常的严。”

金玉林说起父母，心里难过。

父亲是南下干部，十几岁就在铁路上送情报，受过许多大的磨难，父亲很要强，都挺过来了。母亲是小脚，没上过学，小时候非常苦。

他没想到母亲走得这么快。那时候他在南京，姐夫打电话给他：“玉林，你忙吗？能不能回来一趟？”当时工地现场的情况，真是头都忙得快掉了，一步也不能走。姐夫最终还是忍不住说出母亲正在抢救的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