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一个人的韧性和事物的刚性合二为一后，所发生的巨变让一只从楚地飞来的九头鸟，飞越千山万水，降落在五峰山下的桥头上，灵性的目光定格在南锚与引桥之上。
在中国的地域方言里，有一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湖北方言：“天上九头鸟，地下湖北佬。”这句话，不知道从哪一年起传遍了大江南北。现实世界中，天上的九头鸟，还不如地上的一个湖北佬。
湖北在古代是楚地，是楚文化的发源地。也许是《山海经》里九头鸟的传说故事，在楚人的血脉里烙下了与众不同的刚烈与隐忍。楚人有反叛精神的同时，更有创新精神，其韧性坚不可摧，如秦二世时代的陈胜、吴广是楚人，项梁、项羽是楚人，最后得天下的刘邦也是楚人。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，《九歌》《天问》其神性与灵性撼天动地，无人能比，他们都秉承了九头鸟的智慧与血性。
作为楚人信仰的九头神鸟，对湖北人来说是尊贵至极，是吉祥聪慧的象征。
二公司项目部的生产经理胡铭，就来自九头鸟的故乡湖北黄冈。黄冈这地方的确厉害，仅黄冈人出的考试卷子，难度就让别处难以望其项背。
胡铭的相貌就是标准的楚人模样。小平顶，目光犀利，又不失柔和，黑瘦，精干。特别是在说话上，语速极快，夹杂点楚人的方言，如快刀斩乱麻，干净利落。要是遇到急事，语速更快，如大铁锅里爆炒炸开的青豆子，每个字都是滚烫的，隐隐发出焦糊的味道。
工地上的劳模胡铭并没有九个头，但他有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的本事，这是在工地现场长期练出来的能力。胡铭认为，庞大的工地，人事纠缠，现场千头万绪，如不当机立断，反受其乱。
春节前的一场暴雪让工地现场暂时停止，生产经理胡铭在早饭前就去钢筋加工厂察看过雪情，把要做的工作安排下去。一夜的低温，雪结了冰，活动板房屋檐下的冰凌子，长的短的，排了一溜。在辛海宁书记的安排下，早饭后我没有去南锚碇施工现场，辛书记把胡铭“逮”住陪我聊天。恰巧在食堂遇到胡铭，便直接跟着他到二楼的办公室说话。
胡铭脚上的大头毛皮鞋湿漉漉的，踩在铁楼梯上咚咚直响，巨大的金属声冲击耳膜，直扑向心脏，整个活动板房都在动。楼上楼下的办公室没几个人，全部支援项目指挥部紧急扫雪去了。
胡铭一个人的办公室，一张咖啡色的旧人造革长沙发，一张铁皮办公桌，一个放资料的铁皮档案柜。办公室里很冷，他打开抽屉找来遥控器开空调，然后转身找一次性杯子给我倒水，结果没找到。桌子上留下了他的几个手指印。他有些不好意思地一笑：“我们就是这个工作环境，没办法。全天候泡在施工现场，如果没有急需要办的事，几乎不回办公室，桌上落了一层灰。”
1976年出生的胡铭，家中姊妹三个，上面是姐姐，下面有个弟弟，他是老二。
胡铭的第一个工作单位是九江大桥，这座桥从1970年初建到1990年后才完工，这中间整整20多年。在整个大桥局来说，都属于非常罕见的特例。
“我的家就在大桥边上，我爸爸在地方企业上班，厂就在九江大桥隔壁。我小的时候就在大桥子弟小学读书。按理说，我长大后应该到爸爸的企业去上班，但爸爸当时想：大桥在九江都20多年按兵不动了，不可能是流动企业，况且九江大桥这个单位，从子弟学校到医院、幼儿园，一应俱全。大桥毕竟是国家的企业，在那个年代效益非常好，工资高，一个人拿的工资可以养活全家人。所以爸爸认为我还是到大桥上班比较稳当。”
爸爸上学的时候，是县一中毕业的，所以他希望胡铭也能考上县一中，这样考大学的希望就大一点，当时的县中并不比后来的黄冈中学差多少。后来家里人又担心他考不上一中，稳妥起见，还是决定考技校。
“我毕业那年，国家包分配，算是蛮幸运的。在全国各地陆续搞下岗的关口，我被分进了大桥局这样的国企，对于家庭和个人来说，心里头那个美。”
能在九江大桥上班，端上国家的铁饭碗，胡铭和爸爸的心里多少松了口气。
弟弟和胡铭上的同一所学校，后来也进了大桥局，并把家安在了广州。两兄弟从此开始了抛家别子的生活，大桥工程在哪，人就飘到哪。
胡铭在九江大桥待了两年，也就是1997年，这座建了二十几年的大桥终于接近尾声。在计划经济时代，建这么大的桥真不容易，小火车都有，但进货渠道非常困难。不像现在的工地，采购原材料有自主权，那时候买什么都要上级部门批准，严重制约了工程的进度。
爸爸本想把儿子留在身边，千算万算都没算到拖了二十几年的九江大桥，说结束就结束了，那么多庞大的机构，说撤销就撤销了。两年后，胡铭被调到福州的闽江四桥工地，是桥处承建的第一座斜拉索大桥。
“我开始带班，当工班长。有两个班，一个是架桥班，一个是挂索班。那工作危险的，在120米的高空中作业，用卷扬机一点一点往上送。闽江大桥建完后，中间有4个月时间空闲着，正好是2000年，世纪之交的这一年，我被调到芜湖一桥去。那也是个斜拉桥，30多米高的钢梁，有一个边跨要从钢梁那边翻过去才能干活，而那个时候的安全措施很有限，没有通道，只能硬扒着跨过去。看到别人翻过去，我在中间跨了三次，也没能跨过去，第四次鼓着勇气才翻了过去。因为害怕，如果翻不过去，就要掉进江里去。我亲眼看见有人掉进江里，就在我身后。紧急关头，我拿了竹竿子把人给捞了上来。”
那个时候，一心狠抓促生产，对安全工作抓得比较松，工地上大的质量毛病没有，小的毛病还是有的。对于大桥建设，不可能像普通工地那样出现偷工减料的事。现在的工地进步了，最大的进步是对生命安全和产品质量重视，更加人性化了。工人的思想观念不断在改变。
在芜湖大桥架钢梁的时候，那时候有三个架梁小组，被称为三大火车头。大家要向这三大火车头学习，每个小组抢着干，看谁干得质量好。那时候没有夜班，但一天的活做不完，是不可能下班的，主动留下来加班。公司的激励条件很诱人，架一个钢梁多少分，这个分就是你的绩效工资，恨不得干得越多越好。这与国外的施工有着本质的区别，在国外，无论多少加班工资，到时间就下班，没有一个人愿意去加班。
在九江大桥上班的时候，胡铭不是特别忙，有时候上半天班，在家休息半天，跟在人家后面转转，时间很快就过去了，况且离家很近，并不觉得有多苦，就是上班下班而已。在正式离家前住火车站的时候，他才真正觉得孤单，没有一个认识的人。
胡铭在火车站下车时，遇到一位同是到大桥工地的人，正好跟他一起到福州去。那个人就问他：“你有师傅吗？”
“没有。”
“那我做你师傅吧。”
胡铭就这样认下了离家后的第一位师傅，而且是在孤苦的旅途中。尽管年龄相差较大，但他们后来成了忘年交，这是他初出门的旅程中，烙在心中的第一份温暖的记忆。至今他无法忘记工作中的第一位师傅。
胡铭是11月份去的福州，当年回来过年。他太想家了。“如果没有认识这个师傅，我肯定会拎上包逃回家。”才去的时候，两个人一个宿舍，分到谁就是谁。那时候工地上年纪大的老师傅多，他这个年轻人夹在他们中间很难受。
每天一起干活，晚上买一瓶尖庄酒，一斤装的塑料瓶，5块钱。老师傅喝一瓶酒，胡铭就喝一瓶盖子，要喝2个小时的酒。胡铭后来的酒量，就是从酒瓶盖子开始练起的。他以前从来不喝酒，在学校只喝过啤酒。酒一喝，话特别多，老师傅们从老婆孩子讲到父母，从父母再讲到老婆孩子，每天翻来覆去地讲同样的话题，有时候也讲一些荤段子笑话，也不知道是真是假。胡铭是个毛头小伙子，没家没小，呆坐着听他们讲，酒早喝完了，搭酒的花生米只剩下了一摊花生皮，话还没讲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