里下河乡村的宁静夜晚，萤火虫飞过河荡，那个在黑暗中追赶流萤的少年，从此走出村庄，走向粗粝的大桥现场。
如果不是为了等我同去工地，柳桥宁天亮前就会准时到达工地现场。30号早晨的5点半钟，我一个人走向江边的南锚碇施工现场，走一趟柳桥宁每天要走的路。
翻过两座陡坡时，许多地方结了冰，走一步滑一步，多少次差点摔倒。等我气喘吁吁赶回项目部的生活区吃早饭时正好7点，柳桥宁已到了食堂端了一小碗米粥，夹了一块山芋，三下五除二扒完，丢下碗准备出发。
食堂管理员刘凤来收拾桌子，看到丈夫吃完了傻傻地站着，衣领子翘在脑后面，走到他背后，给他理理。刘凤把柳桥宁照顾得妥妥的，从吃到穿，都不含糊。冬天泡一杯养生的枸杞茶，夏天一杯蒲公英茶。蒲公英是刘凤利用业余时间到五峰山上挖来的。生活区的家属们一到春天，就约好了上五峰山去挖蒲公英，洗净晒干，立夏后给自家男人泡上一杯带去现场。
同事们老拿柳桥宁开玩笑，说一个在工地上的人，身上的每件衣服都格格正正的，身材还保持得像年轻的小伙子，又从不抽烟喝酒打牌。柳桥宁心满意足地笑而不答。
与别的同事相比，他的确是享了刘凤的福，如果没有她在身边，他不照样邋里邋遢地过日子。
刘凤1米75的个子，饱鼻子饱脸，一对凤眼满目含情，一把乌发拖在脑后面，她习惯戴一顶宽檐帽子，一是为了御寒，二来为了遮住发根处新冒出来的白发。刘凤和柳桥宁的性格正好相反，她是典型的火暴脾气，柳桥宁是慢性子，温吞，天掉下来也不着急的样子。刘凤遇到事急起来的时候免不了怒目圆睁，柳桥宁看她的眼神始终像小绵羊，不温不火，倒也是一块糕搭一块馒头——天生的一对。
柳桥宁正好比刘凤大5岁，家里家外的事她说了算，柳桥宁乐得过现成的日子。在孩子考上大学以后，柳桥宁才告别了单身汉的生活，终于盼来了衣服脏了有人洗，饭碗一丢有人刷的幸福生活。
零下6度，柳桥宁只穿了一件单薄的休闲衫，里面一件格子绒布衬衫。值班室的空调坏了，暴雪封路，想找个修理工都不太容易。整个上午，他安静地坐在寒冷的值班室。
我穿着厚厚的长羽绒大衣，看着柳桥宁单薄的衣服，都觉得冷。
他的双手握得紧紧的，不时地松开，再握，再松开，如此反复，手一直在轻微抖动，似乎想把全身的力集中到这双曾经装吊过大桥索夹的十指上。这双手的每一个关节都是突出的，这是长期用力过猛的缘故。他说话的时候，努力保持着语气舒缓平和，但还是能从他吐出的字缝中觉察到，由于肢体的寒冷，他的声音控制不住地在颤抖，他越是想稳住这抖动，越是感到困难，所以会不时地羞涩一笑。
同事们误以为他真的不怕冷，只有枕边人刘凤知道桥宁不是真的不怕冷，是怕在做活的时候穿太多衣服会累赘，一是容易出汗，二是影响做事的速度。几十年了，天再冷，他也习惯了穿得少。
柳桥宁的父亲干了一辈子混凝土抱泵工。在退休前有两个心愿：一是能在退休回家时坐一回卧铺；二是让儿子顶职进大桥。
父亲的两个愿望只实现了一个——柳桥宁顶职进了大桥。免费的卧铺票太难弄，尽管那个时候铁路职工坐火车免票，但一个普通职工在几百万铁路职工中又能有多大分量。父亲一直到中风瘫痪，都没坐过一次卧铺。父亲说，就像常喝白开水的人尝一口青茶会感到苦涩，而喝习惯茶叶的人，能品出其中的甘甜与清香，是一个道理。
柳桥宁的家乡在苏中平原泰兴，父亲离家几十载直到退休才真正回到泰兴的家。母亲生柳桥宁的时候，父亲在大桥工地，冥冥之中好像柳家儿子注定还要走这条建桥的路，所以父亲给儿子取名“桥宁”。
柳桥宁说起父亲那一代造桥人所吃过的苦，内心是战栗的。父亲在大桥从事的工种很苦，但还有一个工种更辛苦——装吊工。他顶职进钱江二桥的时候，干的就是苦得淹心的装吊工，这也是最脏最危险的工种。
20世纪90年代初，建桥机械吊装还不算先进，脚手架的拼装和拆卸，抬木头、铲沙子、倒水泥这些零活都靠人工。当年在造九江大桥时，当地市民和黄梅县的郊区农民曾戏说大桥第一线工人是“远看像要饭的，近看像捡破烂的；腰扎粗麻绳的，是大桥流浪汉”。
装吊工一天工作下来，不是累得腰疼就是腿痛，不得不经常一吃饱饭就利用片刻时间休息一下，随时随地往地上一躺，眼睛一闭就能打呼噜。春秋两季可以随便往地上一躺，寒冬可不行，哪怕再累再困只能忍着。身上穿的是又厚又脏的老棉袄，爬高下低，手一抬高棉袄就往上爬，那个风把身上的一点热气卷跑，透心凉。为了抵抗江风寒流，老桥工们顾不上仪表，有的人用一根麻绳往腰上一系，只求暖和点。大家一个学一个，一眼望去，腰上麻绳飘飘，成为大桥一景。
现在不一样了，一日三餐食堂，统一发工作服。走进这个部队一样的群体，如果不相处一段时间，很难记住那么多面孔。他们太像了，一群人走在一起像一个人，走路的样子，说话的口气，像得差不多可以从一个鼻孔出气。
柳桥宁说刚参加工作的时候，在江上几百米的高空中作业，要说一点也不怕，那是在说假话，特别是刚参加工作的时候，那个怕，怕到骨头里去了。在那么高的半空中做事，能不怕吗？开始怕的时候会吼两声为自己壮胆，不管是吼什么调，也不问五音全不全，吼给江听，吼给风听，吼给自己听。
柳桥宁还记得那年第一次出远门，在钱江二桥的工地上，每逢初一、十五，四面八方的人冒着被潮水卷下去的危险，疯了似的涌到江边看钱塘江大潮。刚参加工作的柳桥宁永远记得那些涨潮的夜晚，急切的潮水冲向江边专门挡潮的“丁字坝”。只有这个时候大家可以休息会儿，因为涨潮时无法施工。他和年轻的同事们仰躺在星空下，听潮水拍打着江岸。一群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，没有不想家的，可是既然来到这里，没有一个人敢开口说回家的话，因为怕一开口就收不回头，越想回家越想回，从早到晚的念想，感觉像有人拿把锥子在锥自己的心。
参加工作的那年他才21岁，修的桥越来越多，家离自己不管是近还是远，哪怕是在自己的家门口修桥，柳桥宁回家的次数都不多。
因为他的技术好，后来无论调到哪个工地，干的全是装吊工。
柳桥宁说，这几十年，建过的小桥记不过来了，参建过的钱江二桥、孙口长江大桥、芜湖大桥、南京大胜关长江大桥、安庆长江大桥等著名大桥至少有十五六座。这些桥在中国桥梁甚至世界桥梁史上，都可圈可点，包括现在的五峰山大桥。
要说自己这些年所建的大桥，走过的极少。工程一个接一个，这个桥完工了，通常是还没通车，很快就转到下一个工地，没有机会走自己建过的桥。直到2016年，柳桥宁带着女儿去北京玩，才第一次经过自己参与建设的南京大胜关大桥，而这桥就在自己家的门口。
女儿柳柳笑爸爸：“你们造桥的人，真悲催，都走不成自己造的桥。”说起柳柳，柳桥宁忍不住笑起来。女儿的身高遗传了父母亲的高个子，1米76，长得白白净净的，真像家乡的嫩柳树。女儿从小到大不要人操心，他和刘凤都要上班，从上小学起就没有人接送她，小时候一直跟着爷爷奶奶过。“不是我们做父母的心狠，是实在没有办法带她。”
“想想我和刘凤两个人，在大桥苦了一辈子，工资都拿不过她。”如今女儿能独立了，两个人才觉得肩上的担子轻松点。刘凤的父母去世得早，现在最放心不下的是柳桥宁的父母。父亲86岁，瘫痪多年，由84岁的母亲照应，力不从心。
一家三口，聚少离多。用女儿自己的话来说：“我是自己带大了自己，你和妈妈像家里的客人一样。”但这么多年来他这个不称职的爸爸获得的荣誉还是让女儿骄傲一番。
说起自己取得的荣誉，柳桥宁很低调。第一次被评上先进个人，评上“团中央青年建设工程劳模”，是在孙口黄河长江大桥那年。到芜湖大桥时，评上“铁道部劳模”，获得“火车头奖章”。刘凤说家中的红本子堆了一柜子。
记得在芜湖桥的时候最艰苦。那时候吊装钢梁，在拼装过程中要求很严，所有的接点用螺栓连接。那时候的钢梁不像现在可以整体拼装，全是散的，一吊就是千把吨重，需要一根一根拼装，靠的是手上的功夫。
在水上施工比在岸上施工要困难得多，江面上茫茫一片，遇到好天能见度尚可，逢刮风下雨或大雾天，在江中心的围堰施工，在桥墩上连续30多个小时下不来，没饭吃，靠吃方便面。
我们的谈话被现场闯进来的工人打断。最近的暴雪，打乱了正常的施工秩序，进出通道雪是铲干净了，锚碇上的积雪怎么办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