柳桥宁果断地吩咐工人：“用水泵冲雪，然后再抹干净施工，千万不能在混凝土表面撒融雪盐，会腐蚀混凝土，影响质量。”
一年四季中的施工，最痛苦的就冬夏两季。夏天热得恨不得把身上的皮剥了降温，冬天冷得恨不得挖个洞钻地底下避寒。
记得那年天冷的时候，江上的温度比岸上的温度低2到3度，而且湿度大。纱布手套一沾到钢构件上就给冻住了，揭不下来。天冷做事本来就缩手缩脚快不起来，戴手套又碍事，心里那个急，干脆脱了手套做事。手在寒风中开始还知道疼，几分钟后便失去了知觉，像木头一样。后来手被严重冻伤，落下了后遗症，到了冬天手就容易打抖，筋骨给冻坏了。
大桥人皮实，许多病都是因为年轻时太苦，埋下了永久性的祸根，人到中年时，全面爆发。
在江上施工远比在陆地上困难，遇到在江中打钻孔桩、钢护筒，钢围堰施工时，拖轮把围堰固定在桥底下的位置，用泡沫定位，沉井一直下沉到江底，然后浇筑钢筋笼。那时候的沉井远没有现在的大，直径只有50多米，但在当时就已经很壮观。现在的沉井越来越大，五峰山大桥的沉井直径达90多米，大得像个足球场。在这个上面钻孔桩、承台，然后是主塔、桥两边挂斜拉索、架梁。
我们装吊工就是负责架梁、挂索，每天如此。
那时候柳桥宁是副分队长，手下有三十几个职工，加上七八个民工，分两个班，一个是高拴班，一个是丝拧班，还有脚手架班、架梁班。架梁班的任务特别重，作为副分队长，得带头干。
早晨6点钟坐船往江中心上班，到晚上6点半下班，再坐船上岸。那时候没有班车，步行半小时，到生活区又要1小时，总要七八点钟才能到。来回要14个小时左右。每天早晨必须要起早，起迟了就赶不上船，只能等8点钟的船。
工程不管大小，打基础最苦。在沉井封孔的时候，等把水抽干净了，浇好承台，基础工程才算大功告成，整个工程要一鼓作气。五峰山南锚基础施工同样如此，地下工程太危险了，每天在现场心都拎着，始终放不下。
江上的施工不同于地面，上去了很难下来，连续几十小时拼。有一次遇到江上起大雾，来接班的人迷失了方向，只能等雾散。在江上施工本来就危险，接班的人来不了，连后备力量都没有。这几十个小时，他们就守在江上，而且那时正在浇大型混凝土，连续运转，无法停工。在出不去进不来的情况下，几十号人要在江上忍受饥寒、疲惫。
现在回想起来，柳桥宁说都不知道怎么熬过那几十个小时的。说到最熬心的工程，是2002年去巴基斯坦援建大桥。
“我们去的时候巴基斯坦在打仗，巴方为了保证大桥的进度，全程武装持枪跟着我们的车。”
当时一共去了40多个职工，共去了两次。
巴基斯坦热，40多度，而铆钉要在铁炉里燃烧到1200度，与钢梁铆接，时间在10秒钟内。四个人一组，一个烧炉子的，一个往孔里塞螺栓，一个拿铆枪，另一个辅助。速度要是神速，一天下来最多只能铆接120个左右。这种铆接方法只在南京长江大桥用过，别的项目没用过。工程工艺非常特别，巴基斯坦所有的大桥只相信这种铆接方法，他们认为其他方法不牢靠。后来架梁的过程更遭罪。钢梁的表面温度达70多度，无法站上去，垫一块板子上去，还是烫。他们的鞋也是特制的，底特别厚，否则脚板会被烫伤而无法干活。钢梁安装好了要刷油漆，温度太高了，油漆前面刷上去，后面就淌下来，或者很快变成一层漆皮掉下来。怎么办？只能用水给钢梁降温，等钢梁干了再刷油漆。
他们每天要喝很多水。3升的瓶装雪碧，每天要喝4大瓶下去，从早到晚每个人的衣服上看不见一点干的，喝下去的饮料变成了盐霜，裹在身上硬邦邦的，感觉披上了一层盔甲。
早晨6点20分出发，到晚上10点才能回到休息地吃饭，每天十五六个小时。因为中国中铁是去援建，时间很紧，必须抢工期。为了照顾中国人，专门做大米饭，有人帮忙洗衣服。
整个援建过程，不知道比在国内苦多少倍，剥皮抽筋似的。尽管如此，没有一个人喊一声苦，心里的那口真气始终没放下，更不能给中国人丢脸。他们每天想：快点把事做完，早结束早回国，所以每天拼着命去做，一刻也不愿意懈怠。同去的40人中，柳桥宁与其他几个人皮肤很白，几个月晒下来，除了牙齿是白的，所有人晒得像黑人似的。
从巴基斯坦回国，来不及休整，柳桥宁很快到了广西的柳州双冲大桥。
在国内的工程中，最苦的是芜湖大桥，最难的是南京大胜关大桥。越是复杂的大桥，越是技术含量高，出现的问题越是多，施工越是困难，其基础工程越是庞大。江中吊装围堰，打桩钻孔，锚碇的开挖，无法想象会出现怎样的问题。
说到妻子刘凤，柳桥宁忍不住笑，和这个刀子嘴豆腐心的老婆一起过日子，是柳桥宁前世修来的福气。
那时候中铁大桥集团有个桥校，刘凤就毕业于那个桥校，分到钱江二桥工地做了一名钢筋工。那个年代工地上的女的要么是钢筋工，要么是电焊工。钢筋工也是体力活，运钢筋的货车来了，她们像男人一样，一车一车卸货，从头到脚都是铁锈。
柳桥宁刚顶职到钱江二桥的时候刘凤在钢筋班，抬钢筋，扎钢筋，他在江上做装吊工。
钱江二桥从1985年开工，到1992年快结束时他们才开始谈对象，两人都是桥二代。像所有热恋中的人一样，钱塘江涌动的潮汐见证了这对年轻人纯净的爱情。他们在1992年喜结连理。
“那时候我们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真可怜，才工作时都是学徒工，工资36元。一年以后转正，能拿到66元。结婚时买了一台电视都感觉太奢侈，两张单人床拼在一起就成了一个家。工地转到孙口黄河大桥，我们身上加起来总共200元，好在大桥职工坐火车是免票，可以省点。因为经济能力有限，连孩子也不敢要，结婚3年才敢生孩子。”
在强涌潮下修桥，潮头高的时候1米多高，他们新婚的宿舍离江边并不远。下班后，两个人一起去江边听潮，阵阵潮声与他们的心合拍，什么话也不需要说，但能感受彼此的心与那潮水一齐涌动，声声动听。钱江二桥的引桥很长，比现在的五峰山大桥的引桥还要长，两个人在潮汛声中沿着引桥能走很远很远，也不觉得疲惫。
也就是刚参加工作的那几年两个人同在一个项目部，后来便分开了。
1994年，刘凤害喜了。那时候到了孙口大桥，经济稍微好些，能拿到1400元的工资，两边的老人都不要他们贴钱，只有逢年过节时给双方老人寄点钱回去。
刘凤每天挺着大肚子下工地扎钢筋，别人做什么她做什么。1995年正月，刘凤给柳桥宁生了个白白胖胖的姑娘。刘凤妈去世得早，婆婆就是妈，来工地帮着照顾月子，等孩子满1岁了，带回泰兴老家。半年后，刘凤实在太想孩子，又把她接到工地来。那时候已经到了芜湖大桥，刘凤把女儿送到当地幼儿园。可是因为生产任务紧，刘凤经常加班，经常赶不上接孩子，别人家孩子早走了，刘凤赶到幼儿园，只有女儿一个人可怜巴巴地站在门口望。许多次厚着脸皮跟幼儿园老师打招呼，另外再多给些费用。芜湖大桥结束后女儿正好上一年级，那几年全国都在搞下岗，单位效益也受到严重影响，刘凤和许多同事一样暂时下岗，拿320元的生活费。
而柳桥宁跟着去了苏州，又去了巴基斯坦援建。2006年9月4日，南京大胜关大桥开工，柳桥宁终于能回到家门口上班。从工地坐公交车到家还是要1小时。说起来是回到南京，等于隔着一座城，一南一北，想回家见一下老婆孩子还是不容易。
那段时间公司也很困难，项目难接。大有大难，小家庭更难，开门七件事，哪一样不要钱。单位有不少下岗的人出去做生意，女的做服装，男的做工程。柳桥宁也想过跟在别人后面出去挣大钱，但他对大桥有感情，这一步还是没跨出去。
2013年是女儿最关键的时候，在奶奶家那边读高三，刘凤在另一个工地，心挂两头。柳桥宁那时候在南通海安李堡，修一条到南京的高速公路桥。为了回去看父母，他买了车，1小时就能到泰兴。
从这年起，他每个月至少回家一趟看瘫痪已久的父亲，尽量帮母亲一把。这时，柳桥宁在海安的工地，刘凤在扬州的工地。
“我们单位很少有女职工，再说女的也不愿意来，流动性太强了。”
直到五峰山大桥项目开工，两个人才转到同一个工地，女儿也上了大学。刘凤想孩子的时候，两个人只能利用晚上下班时间抽空去看看她。夫妻俩最大的愿望是希望女儿找个如意的对象，柳桥宁常拿柳柳开心：“柳柳，老爸帮你介绍一个我们项目部的小伙子吧，那么多优秀的小伙子，个个能力强，长得也帅，随你挑。”可是柳柳小脸一摆说：“我才不会找你们大桥人。你看看，妈妈嫁给你这个大桥人，过的日子哪里像家，东奔西走了半辈子。大桥人再优秀，我也不嫁。找个大桥人，以后我们有了小孩子也是没人管没人爱。”柳桥宁苦笑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