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水没有干的时候，建桥大军就没有停止的时候。人类的圆满，莫不过是在没有路的地方铺路，没有桥的地方建桥，无论我们在哪里，一条条路，一座座桥，都通向我们心灵的故乡。
从20出头就顶职到大桥的夏师傅，怎么看都不像是在工地上混了一辈子的人。
老夏名厚宏，大个子，大头长脸，讷言。走路四平八稳，做什么事都讲个周正。他站在桥墩下面，真的像桥墩一样，又稳又重。
同事们说，从来听不到夏师傅喊苦叫累。有时候事真的急，但他怎么也急不起来。有时候别人催他：“夏墩子，你跑快点噻。”催狠了，他就回：“叫，叫，叫魂啊，快马没好步，慢工才能出细活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做什么事要上个规矩哇，哪个能一口吃块饼，一锹挖口井？”
他就这样子，像田间的一头老慢牛，永远不急不慌地犁他的地，在工地上平平安安过了一辈子。
老夏的老家在南通市海安市曲塘镇南边的大陈庄，家中还有妻子与老母亲，独女在省城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。
老夏现在做的活是专职安全员。说起来是专职安全员，每天不声不响在工地上从早跑到晚，其实要做的事远不止这些，要指挥塔吊、吊机、渣土车，只要有需要的地方，都得跑，还要跑快点。
每个工地刚开始的时候是最艰苦的，一无所有，水电不通，一切从头开始。老夏来五峰山工地的时候，生活区已建好，没像打前阵的人受风霜之苦。听他们第一批来的人说，刚到五峰山，行李还没来得及放下，2015年的第一场暴雪便覆盖了大地。工人们顶着风雪挖地基，连夜开工建活动板房。可是，地冻住了，哪里挖得动。
老夏说起南锚地基的天坑时，特别兴奋。从10月份进场，南锚开挖地基，最多的时候300多号人围在天坑里，机械声和人声，每天人欢马叫的大场面，不分昼夜。
老夏说，好歹也在大桥上混了几十年，但从来没有见过工地上挖这么大的坑，南锚基础从头年秋一直挖到第二年的春天。到2月份，才开始做边坡，建施工道，挖土挖到二十几米深的时候，再也挖不下去，全是一边深一边浅的大石头。挖不下去的时候，开始用机器钻。在开始打钻孔桩的时候，钻头都给钻没了。那埋在地底下的大石头，谁有透视眼看得见啊，只能是切一段萝卜洗一段泥。到6月份的时候南锚还在地底下，把十几辆车放进去装土，从斜坡爬上来。后来挖到更深的时候，汽车也爬不上来，用吊机吊土。挖3米浇一次混凝土，往下挖到第五层的时候，还没挖到一半的深度。站在基坑里抬头往上望，那个怕啊。在里面做活的人还不晓得怕，但管安全的人怕啊，天天看着心都打抖。这个山坳子里的天坑，因为施工场地太小，没办法放边坡，直上直下，逼陡的，汽车都爬不上来的，要是塌方了，两条腿的人插翅难飞。几百号人在里面，要挖下去四五十米深，那可是泥墙，会塌方死人的。每往下多挖一层便多了一次不可预见的施工风险，到第五层是分水岭。
老夏像说书人一样说南锚，说到第五层的时候，他卖了个关子不再往下说了，手中的对讲机正好“嘶嘶啦啦”叫起来。我后来像狗仔队员死盯着他打听南锚更多的事，老夏像个孩子一样笑起来：“我只是专职安全员，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行，对那些高深的技术只懂个皮毛啦，你去问总工李奔琦去，他肚子里料多。”
和老夏一起站在S2号墩边上一个多小时，脚冻得发麻。这么冷的天，老夏还是戴着春夏季的安全帽。冬季安全帽有护耳，他不想戴，那个护耳捂住耳朵，挡住声音听不真，在现场抓安全的人耳朵就是要尖。
下午回填土，老夏有条不紊地指挥渣土车倒土，指挥头顶上飞过来荡过去的塔吊。那些大家伙，喘着粗气，在他的指挥下，服服帖帖的，叫到哪就到哪。半天很快就结束，我冷得牙齿打抖。老夏望着我用海安话说：“冻只冻懒人，不会冻勤快的人，不停地做事的人，怎么会挨冻呢？”回到值班室，老夏取下头上的白色安全帽，我才发现他的头发湿了一圈，还冒着热气。后来才知道，在工地现场，他不是不着急，而是把所有的急，都放在肚里。用他的话说：“大凡小事，你表面上越是急，越是容易出豁子，因为你的急，给别人一种慌乱的错觉，弄不好，反而容易出大事。”
这么大的工地，自开工到现在，备受外界关注，除了媒体单位的采访报道，摄影发烧友拍照，还有许多想一睹大桥工地的群众。来参观的人越多，工地现场的安全员越是紧张。从外面涌进来的人什么也不懂，对什么都好奇，总想弄个究竟，这就给安全员增加了额外的负担，巴不得多长两只眼睛。
老夏和所有的大桥职工一样，半辈子耗在大桥工地上，36年里，经历了8座顶级大桥的建设，到今天的五峰山大桥，一晃几十年没了。
工地上几代人在大桥局的一抓一大把，老夏也是，18岁顶职进了大桥局。老夏弟兄好几个，在父亲快退休的时候，他正好达到顶职的年龄。父亲第一个参建的大桥是武汉大桥，第二个大桥是南京大桥。等小夏顶职进大桥工地时，分到了九江大桥，一年后去广西桂林，像打仗一样，造完一座桥便换一个地方，这辈子跑了许多地方，最远的地方到过东北吉林、通化，广西的柳州。现在的五峰山大桥是离家最近的。年轻的时候不怕路远，越是年纪大了，越怕离家远不方便。以前在桂林、沈阳、齐齐哈尔的大桥工地上，一年才能回家一次。
大桥局原来什么工种都有，老夏是打铁的。打工地上所需要的扳手、撬棍、铁钎子，凡是用得着的，都打。那个年代能有个正式工作，跳出“农”门，穿上大桥局发的工作服，端上大桥的铁饭碗，按村里人说的那样，傲得鼻子都可以翘到天上去。
“我们那个年代顶职进大桥的人，凡进来的大姑娘小伙子，没有一个讨得了巧。那时候机械本来就很少，许多重活都靠搬、抬、扛，20出头的大姑娘，刚参加工作就分在钢筋班，一卡车一卡车的钢筋要下货，没办法，藏青色的劳动布披肩一围，往卡车下面一站，两手叉腰，车上的人把整捆的钢筋往下放，她们用双手接住，两腿发力，让力气凝聚到肩膀，深吸一口气，抬腿就走。”对于扛钢筋这活，老夏至今记忆犹新。才进大桥的年轻人，都有点蛮力，也都想逞强露一手，但想过这一关，真的不容易，个个脸都憋成猪肝色，颈脖子梗起一条条青筋，像田里的蚯蚓在红彤彤的皮肤下面游动。一车货卸完，两条腿软得似面条，瘫在地上，半天也不想动。
“我们那个时代的大桥人，每天累得腿抽筋，但是没有人叫苦。父亲说，造桥铺路多少代人，哪个不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，你想叫苦，嗓子喊破了都没用。天生就是造桥的命，就是不能叫苦喊冤，要说苦差事，比这事还苦的事多了去了。”
老夏从不喊苦，一天天过，反正今天肯定会比昨天好过。父亲这一代人没过到什么好日子，等日子稍微好过些了，他永远走了。母亲年纪越来越大，身体也糟糕得很。
下午1点半，跟着老夏从生活区步行，往2000米远的南锚碇施工现场去。阳光照在雪地上，晃眼。道路的南边是引桥30号墩，为大里程区，从北边的第29号墩为小里程区，一直通向江边的4号主塔。每一个桥墩都有专人负责，从地下打钻孔桩，到地面承台，墩身的钢筋绑扎、浇筑混凝土，一个桥墩的工期至少需要5个月才能完工，专职安全员就要站5个月，而且不仅仅只守着一个桥墩。
越是大的工地，纪律越是严明，管理越是精准，所以工地也是禁区，往来的大型车辆机械，空中塔吊起吊的重物，处处有风险。对于任何外来者，哪怕是工地上的一条狗，都能准确地嗅出陌生人的味道，都会以怒吼的方式发出警告：别靠近这里，离远些，危险！
老夏本来想趁这几天不太忙回家看看老娘，但是群里通知这两天要开好几个会，所有人员没有特殊情况，最好不要请假。于是，他留下来开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