通往五峰山千米大桥的钢铁爬梯，有99道弯弯的路，这条路由99级台阶组成，每一节上升的阶梯上落满大桥人的目光。他们三个，用无数的目光通过镜像的表达，传播到更远的他乡。和着江水拍岸的声音，就是大桥人血管里血在流动的声音。
林中一株竹
外面来大桥参观的团体或个人，大都熟悉项目部的书记们，第一位是局指书记崔永兴，第二位是一分部的书记金玉林，第三位是二分部的书记辛海宁。来宾们在崔书记的带领下直奔大桥会议中心，金玉林和辛海宁紧随其后。辛海宁在南锚碇和引桥主持工作，金玉林在江边4号主塔、5号墩和6号墩。他们仨，在各自的分部里负责党建工作，负责外部的协商沟通以及繁重的接待工作。他们仨虽然现在不在生产第一线，但他们知晓一线所有的生产工序、工艺，安全质量等等，他们仨年轻的时候都在生产一线，通过不懈的努力，走上管理岗位。三个人在不同的项目部，各司其职，从新闻报道，到党建活动，这么大的一个团队，散开来如天上的星星，聚在一起就是一把火炬。他们是思想工作者，这么大的工地场，每个人的思想有时像江滩上的芦苇，难免摇摆不定，无法生根，更需要归拢。
也许有人说：书记嘛，吃的是磨嘴皮子的饭。可是，光凭这三寸不烂之舌把一个人或一群人的思想归拢，谈何容易。这人世间的事，就是扑朔迷离，精彩纷呈，像花蕊一样，一层层开放的过程鲜艳无比，真理却隐藏在花蕊中。对管理几百人的工地，他们要倾尽全力，哪怕面对一件小事，都要理清头绪。
他们三人中，老崔年长，2020年到正式退休的年龄，金玉林和辛海宁同龄，都是1969年尾巴上的。三个人中，老崔和金玉林的身体差些。老崔糖尿病许多年，每天打胰岛素。4号主塔封顶的那段时间，要接待许多人，那半个月他的身体严重透支，5月15日正式封顶的前一夜，整夜没睡成。气血两亏，面色无华，声音沙哑，突然间消瘦。在江边的会议中心，看到他忙进忙出，不断地与来宾打招呼，高大瘦削的身影，平时很合体的衣服，开始在身上飘。金玉林肺气肿，心脏也不太好。辛海宁的女儿2019年高考，妻子身体不太好，正在慢慢恢复中，而孩子是他最大的心病。十二年寒窗，一考定终生，怎能不急。
他们都是从一线最脏最苦的活开始做起，年轻时身体底子好，并无大碍。长年在外风餐露宿久了，湿邪、风邪入骨，等人到中年，秋后算账。
他们三个人的工作都在一条线上，在工作中经常互通有无。在金玉林和辛海宁的眼里，老崔是一位特能吃苦不计个人得失的老领导。虽然从事党建工作，但骨子里文人意气颇多，仅从那一手的好字里，便可窥见他骨缝里的脱俗清高，从内到外散发出一股竹子的清气。
他们三个人的主要阵地，并不是坐在办公室写材料和接待各路大神的来访，主战场还是在工地一线。
5月上旬，央视科教频道来大桥拍摄专题片，老崔5点半就起床，拿上拍摄装备，带着一群人，一大早往江北而去。在北岸放索区拍了2个多小时，然后再到江上拍摄，一直忙到中午1点半，才回生活区吃饭，稍作休息，下午3点钟出发去南锚碇继续拍摄。
作为大桥的主人，老崔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，反复向客人介绍大桥建设中的节点和亮点，声如洪钟，字正腔圆，在人群中鹤立鸡群。
摄制组在南锚碇的锚体上摆开了阵势，寻找最佳的角度，工人们在各自忙，他们只剩下最后一根索股入鞍，鞍部上覆盖上铅块，这些铅块将和索股相连，永远被封存在此。
老崔脖子上挂着大相机，掌中一手机，肩上的背包里装着长镜头。3辆车向南锚进发，几分钟到达现场，一行人扛着器材，沿步梯到70米高的锚碇散索鞍区。摄制组开始布置器材。老崔背着行头，带着我翻过一道道障碍物，我们要去几十米深的锚坑里拍摄。
为节省时间，我们并没有从铁梯上走，走的是从来没有人走过的陡地，脚几乎没有地方可站，只能踮着脚尖走，手脚并用在各种钢架子之间爬行。
因为我们身上都带着装备，除了戴着安全帽外，并没有其他保护措施，如果脚下不留神，摔下去的话，生还的希望为零。
我开始胆怯。
摄影装备贵重，为了照顾好装备，不能磕碰到，恨不得将身子折叠起来。
老崔要带我先下到锚坑的最底部，然后再从最底部徒手登上装有锚头的墙壁上，在没有任何防护的半空中，我们得像燕子李三那样在352根主缆之中飞。在锚坑里的老崔的确像燕子李三，捕捉到好镜头时，他会稳住身子倚住一根索股拍摄。在他的鼓舞下，我也开始变得胆大心细，紧随其后。
锚坑距离散索鞍20多米深，从一条巴掌宽直上直下的陡梯子上攀上去，这是锚杆和锚头施工时的唯一通道，工人们要从这样的梯子爬到352个不同的位置，安装锚杆、锚头，绑扎钢筋，打灰，最后的工序是将352根索股全部与锚头连接固定好。那银亮的铁梯子，如刀削，姑且称之为刀梯。
我是头一次在锚坑里爬行，而且是上这样的刀梯，像杂技演员一样，但绝不是表演，是硬碰硬的家伙。老崔带着我走的刀梯悬在半空中，只能靠过人的胆识从散索鞍往20米下的锚坑底部去。
如果没有经过现场历练，绝对没有胆子走这样的刀梯。年轻时在江上做过装吊工的老崔，什么样的大风大浪没见过，这点险对他来说，真不算什么。
在锚坑里的3名工人把最后一根索股锁定到锚头上去，老崔带着我下去就是为了拍摄他们现场工作中的镜头。他的许多优秀摄影作品，拍得最多的是工人在现场的珍贵瞬间，并且在他们不注意的情况下拍，生动自然，不做作。
老崔这辈子经历过25座大桥的建设，第一座桥是九江大桥，最后一座桥就是现在的五峰山大桥。有人说，老崔的大桥人生，从头到尾，可谓是“九五之尊”。
几十年来，他一直在现场，到底爬过多少险恶的地方，连他自己也无法统计，反正越是险的地方，也是他越要去的地方。
当我们爬到锚头上的时候，如果站在上面的人往下看，锚坑里的人是悬在半空中的。走到尽头处，已没有刀梯可走，我们得徒手攀着悬索爬行。绝壁下面的352根索股，像352支利箭，射进352个锚头，无论是从散索鞍向下打量，还是从锚坑最底部向上打量，就是一朵盛开的巨型莲花，散发着强烈的光芒。工人施工就在索股组成的花蕊里来来回回攀爬，像灵猫一样将身体吸附在上面，看的人觉得轻巧，近距离看，你才知道，工人是手脚并用，得用多少悬劲才能双脚踩在钢丝上行走，不仅仅是行走，手上拿着工具做事，一点都不能分神，随时都可能有危险发生。工人们长时间待在现场，轻车熟路，但老崔不一样。他到底是怎样熟悉这里的一切的，只有他自己知道。为了寻找到自己最满意的镜头，他通常要走别人从来没有走过的路，把镜头长时间对准施工现场。他会和他们聊天，问他们从哪里来，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怎么样，有多久没有回老家看看了，在工地上是否习惯。他们的故事将走进老崔写的新闻报道里。
站在散索鞍上面往锚坑里望，别说走，看一眼就胆怯。刀梯反射着银色的光，刺眼得很。在工人的指点下，我们从另一条刀梯上返回散索鞍，老崔在我前面带路，走到一半的时候，他停下来拍照。
我问：“老崔，此时此刻，你最想说的话是什么？”
他说：“我现在只想快点退休，回家。回家，永远不出来奔波了。可是，回家了，就算是做梦，还是做大桥的梦。”
回家，是所有大桥人内心最大的企盼。但桥一日不建成通车，家就难回。这座桥建完了，还有下一座，还有再下座。
中国是桥的故乡，自古有路便有桥，有“桥的国度”之称。发展于隋，兴盛于宋，遍布神州大地的桥，编织成四通八达的交通网，连接着四方大地。从古代的板凳桥、浮桥，原始社会用树干做的独木桥，到现代高科技的现代化桥梁，到底建过多少桥，毁了多少桥，没法去计算。也可以说华/夏文明发展史，也是桥的发展历史，桥的新旧更迭，推动着社会不断向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