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上有颗星，地下有条命。天上的星星数不清，地上的星星在江上飞。

地上的星星徐飞

徐飞的测量团队共8人，他是组长。

前期刚进场的时候，图纸复核计算量特别大。每个边，每个角，每个圆弧，都要算成点的坐标，把这些坐标，还原到现场去放样，比如模板，误差不能超过1厘米。白天要去采集现场的数据，晚上回来算误差，在现场就要调准，在规范范围以内，不能有误差。

徐飞说，任何一个工程，测量是第一位，每一个步骤都离不开测量。就拿南锚碇来说，仅图纸上的点，从上到下有七八万个，我们就要算出七八万个坐标，每一个点都要核准它。仪器架在山坡上，我们的团队站在山上，对南锚上的300多根锚杆都要调到位，每个点的误差不能超过5毫米。调好几个月时间。在施工过程中，风吹，打灰时搅拌泵的振动，太阳的热照射，锚杆都会慢慢变形，我们就要测量出数据，然后再慢慢调整复原。

越是遇到下雨天，越是有危险，越需要我们去测量是不是稳定。通过数据分析，把最新的情况汇报给领导，还要出资料报监理，让他们审批，验收，出报告。像工程部做资料也要加班，他们是内业，而测量团队是外业与内业都要管，因此会长期熬夜。

“下雨天可以测量，大雨天不行，不是考虑人的因素，而是仪器太精密了，大雨天容易受潮，在野外测量，没有保护仪器的措施。小雨天打伞，但不是给人打的，仪器是我们的‘心肝宝贝’。我们感冒了可以换人，但仪器感冒了无法换。”

徐飞这一组有3台仪器，配备在3个小组里，忙的时候3台仪器根本不够用。郁文引桥那边，施工线路拖得那么长，调锚杆专门需要1台仪器，另外2台仪器跟着人到处跑。

工人都怕干返工的活，事实上也返工不起，如果我们的测量数据不准，工作不细心认真，那可是大事。

从开工的初期测量，到现在的有条不紊，测量组不分昼夜在野外工作，人手不够，实习生加入测量行列，他们还不太懂，徐飞需要手把手教他们做，从现场安全到仪器的使用，都要一点点教会他们。

“我的那些兄弟们，个个都是宝，他们的工作，不是用钱来衡量的。不能有情绪，如果因为情绪记错了一个数字，会造成不可逆转的工程大事故。科技虽然发展了，人工智能化，但有些事还得靠人来操作。我们从早到晚都在现场，冬天冷，夏天晒。测量没有专门的资料员，所有的资料得靠我们自己做，测量太专业了，资料员做不了我们的活。”

那一年在福州大桥，徐飞带了一批桥校毕业的大学生，他们一点基础都没有。徐飞害怕他们测错了，晚上回到宿舍，把他们测的数据一个个核对，第二天哪一个组干的活是什么，全部分类好。那时候每天都是午夜才睡觉，第二天5点就起来，那段时间失眠严重，压力太大了。带这10个学生，最后挑选2个留下，别的全部到别的单位去了，现在他们中有的已是总工等负责人。

按照公司的传统，刚分来的大学生，都要到测量组待上大半年，到实验室待半年，然后才回到原来的专业岗位。测量是结构尺寸，通过专业的测量手段来控制整个施工过程。

现在都专业化了，管得细，以前的测量员什么都管，现场技术员不够也要去，实验也参与。比如实验室，钢筋加工厂，要多跑跑。现在的年轻人不这样，比较懒散，打游戏浪费了大量的时间。以前在工地经常手算数据，连电脑都少。现在的年轻人接受新事物很快，但缺少耐心，容易粗心，他们机会多，流动快，连环跳着换单位，要跳个几年才能稳定下来，积累了不同单位的经验。

徐飞说刚参加工作的时候，没人教。一般都是师傅在计算的时候，他在旁边偷学。所以在他正式带徒弟的时候，对他们要求严，告诫他们学的东西永远是自己的。有个徒弟现在在北京，参加过南水北调工程，请徐飞到北京去转转，这一说就是10年，徐飞一直没有机会去北京。家都回不去，哪有出去闲逛的心思。再说他们都当了领导，也忙。

“现在记忆力差了，前面才做的事，屁股一转就忘记了。以前工作能记许多个数据，现在至多只能记一两个。主要是压力大。”

徐飞现在的爱人有时候来工地探亲，儿子牛牛才刚刚会走路，淘气得很。孩子闹腾的时候，直接影响到徐飞的思绪。测量这活，心一定要静，还不能被外界打扰。计算数据的时候，好不容易有思路，中途如果有电话要到现场去，出去跑一趟，至少2小时，等再回来计算的时候，全部得从头开始。所以计算数据，一般都是晚上加班。

越大的工程越烦琐，大家都在关注这事，铁路的质量国家要求很高。测量地面承台桥墩沉降点，每次用电子水平仪测，刚开始每月测一次，现在是每周测一次，精确度是0.1毫米，而我们的仪器精度是0.01毫米。

桥墩上面要铺铁轨，高铁的速度快，要平稳，不能有高低差，不再下沉才能铺轨，这样火车行驶中才能平稳不晃动，像坐在家里一样。打混凝土，房建与桥建不是一个等级，桥建的混凝土黏度大，要求高，尤其是高铁桥墩的混凝土。

测量要走很远的路，一般工地离生活区至少2000米，以前去工地都是靠两条腿走，还要背那么重的仪器。现在有电瓶车，有时候可以搭人家的顺路车去现场。

徐飞1980年出生，毕业于徐州师范大学工程学院，现在改成了江苏省师范大学，读的是大专，后来在长沙理工大学读土木工程专业函授。父母都在徐州老家，父母说徐飞等于是出嫁的闺女，一年回家不到两次，而姐姐却成了家中的“儿子”。虽然是“80”后，但他说自己长得比较着急——显老。

“我以前非常白，现在晒黑了许多，而且头发大把掉，早就开始秃顶。”在同事们眼中，徐飞性格特别好，对同事好，对老婆特别好。

虽然镇江离徐州老家很近，但交通很不方便，早晨8点从工地出发去镇江车站，坐汽车到徐州新沂，要到晚上10点才能到家，转车特别麻烦。

2015年10月徐飞到工地，锚碇边坡开挖，很忙。圣诞节孩子还没出世，到26号才出世。回家一趟太难了，买票都来不及。老婆上班一直上到进产房前一天，家里人把她送到医院，才给徐飞打电话。老婆在产房疼了一天还没生，徐飞在路上心里七上八下，祈祷他们一定要母子平安。

“2014年10月份，我妈脑出血，我回不去，医生通知手术，家里人拿不定主意。妈妈身体本来就不好，血压高，只有七八十斤。到医院时高压230，又是冠心病。医生不敢给妈做手术，说万一搞不好下不了手术台，建议保守治疗。妈妈昏迷不醒，一直在讨论要不要手术。我爸慌了，一直在哭，姐姐打电话来让我这个唯一的儿子拿主意，他们怕万一妈妈在手术台上永远醒不过来，连见儿子面的机会都没有了。等我赶到家才签字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