还没认识老余的时候，以为他真的是个老头，后来从二公司测量组负责人徐飞那得知了老余被冠以“老”的由来。
生于1980年的老余是四公司测量组的余国元，大家习惯叫他老余。对测量这活计，套用徐飞的原话来诠释这个行当的苦：“我们干这行的，个个都长得一副朝中‘老宰相’的模样，要么是黑头发掉得差不多了，成了‘地中海’，要么就是脑袋像‘白头翁’。”老余的“老宰相”模样就是标准“白头翁”。
老余块头小，小头小脸，也不知道是长年跋山涉水的缘故，还是天生就长不胖，脸色黄，剑眉，左嘴角长了颗黑痣，干瘦干瘦。人一瘦就更容易显老。工地上像老余这样的“白头翁”有很多，从总指挥长，到一线的职工，“白头翁”的名单有一大长串。40岁没到的老余，黑头发已不多见，如果他的脸色不那么苍白，他看上去并不算有多老。苍白的原因还有长期夜班，晒不到太阳。这张苍白的脸上，始终保持着柔和的谦卑，讷言而不失大静气。有人说他说话像蚊子叫，走路都怕踩死一只蚂蚁。
当他安静地坐在我对面，我才发现在江上的猫道、钢梁段等地方见过他许多次，才知道他就是正月初八夜里在江边遇到的那个人，后来在边跨钢梁上再遇到，在4号主塔的升降机上也遇见过他。老余背着的那个筒状的大红色箱子，是测量工具专用箱，是每个测量人员出场的标配，除非下雷暴雨，老余出现，总能看见他背上的标配，这红箱子就像长在他身上似的。背着红箱子的老余，经常出现在几十个不同方位的测量点，根据工程的需要，这些测量点有的在江边的码头上，有的在近200米高的主塔上，有的在五峰山半山腰上的灌木丛中，大多数测量点根本没有路，所有的测量员都得靠爬。特别是在灌木丛中，夏天的时候会有蛇出没，蚊咬虫叮是家常便饭。冬天的时候，叶枯枝断，上山的时候连手都抓不住。老余像背着书包上学的小学生，小巧的身影在苍茫的大山里，在辽阔的江上，像坠落在人间的星斗闪烁着。
要到指定的测量点去通常无法从正常的施工道上走，没有路走，只能从很危险的地方爬上去。升降机稳稳地停在钢梁施工段，把我和老余吐在临边上。老余背上背着重重的“壳”开始往上爬，他要翻过横七竖八的钢管、支架、横梁，从狭小的空间里挤着往上攀。背上的红“壳”严重影响了他的爬行速度，他得先把“壳”取下来，小心地举过头顶，托到上面平稳的地方，然后再爬上去，再举“壳”。好在他长得小巧，如果稍微胖点的人，根本爬不上去。
从底下往上看，老余小得像只黑色的小虫子，在高大雄伟的钢梁上蠕动着。
当我从施工通道上走到钢梁作业面上的时候，老余红箱子里的测量装备已架在钢梁上，食指在仪器上戳戳点点开始工作。
测量点在钢梁的临边位置，这个位置不是正常的施工区域。临边没有办法安装护栏，我第一次站在钢梁边往下望时，魂吓掉一半。我的位置在江上180米高空处，那个险。江水波光粼粼，发着碎银子般的光，凝视久了会胀眼。当然，老余根本没时间望江水，他的眼睛吸在仪器盘上。站在钢梁边角的老余，背倚着大江，凝神贯气，安全帽下的眼睛清澈如水，帽子遮住了他的花白头发，并不显老气。在白色钢梁的衬托下，老余的个子变得挺拔高大。
我后来进驻圌山脚下项目指挥部的四公司，在食堂见到老余，他端着不锈钢饭盆，默默地吃饭，洗碗，回宿舍休息。大家说年纪不大的老余像五峰山上的一只不喜欢吱声的小蜜蜂，只知道采蜜，不晓得休息，事实上也歇不下来。
四公司的人说老余有故事，可是老实本分的老余坐在我面前，双手规规矩矩放在大腿上，像个小学生，怎么看也不像有故事的人。连续夜班，黑白颠倒，老余的精神有些萎靡。在一个陌生人面前，他显得非常拘谨，眼睛都不知道往哪放，从头到尾一直盯着自己的脚看。他的表述也是平淡如白开水，除了谈工地上测量的事，别的闭口不谈。
我本能地预感到，有关他从大桥到家庭的故事，藏在他内心的那口深井里，经过年轮的净化，沉在深井最底下，不愿意让它们有重见天日的机会。只是那种隐忍不发的力，依在。
如果努力地翻开每个大桥人的家庭，每个家庭都有诉不尽的无奈，道不完的酸楚细节。余国元也不例外。面对一个掌控着大桥测量数据命脉的高级工程师，我的话到嘴边上又强行咽下，不忍问。因为他今天夜里还要上夜班，内心的每一个波澜都极有可能影响他在现场的思路与判断力。如果是为了写好对方而去揭开对方心上曾经的伤疤，是罪过，是书写者为了达到渲染目的的一种自私行为。时间是柔软的，而生命的质地自有其不可比拟的强度。
对工地上的人来说，既然选择了去工地，就如同士兵选择了上战场，只要战争不结束，工程不结束，就无法重返家园。只是，他们的内心深处更加平静而昂扬，在精神世界上做加法，以另一种凯旋的姿态来回报家中的至亲们，才对得起他们所受的苦。
从他断断续续的描述中，才知道他的父亲早逝，妻子和儿子在武汉，妈妈因为不习惯在城里生活，回了老家。和所有的大桥人一样，老余回家的次数少得可怜。5岁的儿子刚上幼儿园，只有放寒暑假的时候来工地过几天，而他也不能陪他们娘儿俩，都泡在工地现场。
从春节前到现在每天都在拉主缆索股，拉第一根基准索的时候最费事，基准索定下来，下面的索才有参照，测量好的数据报给工人调索，还要不断地去修正数据，误差要控制在5毫米以内，反复调。调基准索的时候要测量3天以上，后来不用仪器了，用水平尺或卡尺量。二公司有工人在上面配合，四公司人手紧，调索股的位置全靠自己，夜里主塔升降机下班了，测量人员被困在江上下不来，只能从边跨上猫道，头一次爬，心也会抖，后来爬习惯了，如履平地。
老余说，测量组给每根索股上设置了专门的测温元器件，晚上调索时，温差小于2度。待调索与参考索平均温差小于0.3度时才可以进行调索，最终将调索误差控制在5毫米以内，才能保证主缆最后受力的准确，每一根索股都要精测、精调，精准到位。白天牵引几根索股，入鞍后晚上必须完成调整，否则会影响白天的索股牵引工作，影响施工进度。
还有两天过清明节，已经拉主索缆第158根。如果老天给力，每天能保持晴天的话，到5月中旬所有的缆就能拉结束，然后开始紧索缆，进入下一个工序装索夹和吊杆，架钢梁。每一个过程既漫长，也神速，总是在不知不觉中就接近尾声。现在每天能拉6根索股。
1092米宽的江上，老余和同事们要在江上为“索”奔走半年时间，这半年不能回家，甚至想家都是奢侈的，因为做测量这活，一心不能二用。
从第一根主缆拉的第一天起，老余和班组成员夜里就没有睡过一次整夜觉，就算是半夜下班，回来也睡不着，生物钟乱了。主缆日渐增粗，在江上的测量的时间也越来越长。
我问老余在江上是否想家？老余说：“想，只能想几秒钟。”
从春节前到现在，老余每天都上夜班。下了夜班倒头就睡，早饭也免了，如果中午睡醒了就起来吃饭，如果醒不过来，中饭也免了，晚上吃一顿，7点左右去现场，运气好的话，到2点左右收工，运气不好，要到早晨5点多。测量组的人开玩笑说：“我们就是星星人。”说得也对，每天和星星在一起，却无暇抬头望天上的星星。这样的班要一直上到所有的索缆全部过江那天，持续半年时间。如果测量不顺利，遇到江上风大，气温变化大，或者下雾，就得停工等待。
“干我们这行，与别的行业不同，绝对的精密，不容许出一丝的差错，否则我们就成了大桥的罪人。包括我们用的仪器，精确到0.01毫米。如果测量出现错误，造成的经济损失无法估算，而且影响大，会给自己的心理造成巨大的阴影，甚至是一辈子的阴影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