郁文和父亲一起喝酒的时候，感觉是人生最惬意的时候。酒不在多，菜不在好，多年父子成兄弟。
“在工地上苦点累点都不要紧，最怕家里有事。家里面不能有事，有了事，魂就飞了，心挂两头，恨不得能飞回家。”
郁文说爷爷病重的时候，他正好在港珠澳大桥，父亲打电话让他回去，在家待了两天父亲就让他赶紧回工地去。走的时候觉得爷爷还好，应该能撑些日子。才回工地半个月，没想到爷爷走了。
在工地待久了，郁文感觉自己与外面的世界格格不入，每天接触的全是项目部的人，就这么个有限的圈子。出去之后，外面的那一套什么也不懂，还好现在网络发达，什么都看得到。但网络再发达，人与人之间不能面对面的交流，总是不一样。包括跟老婆孩子他们视频，终究隔得太远太远，远得心里发苦，感觉像生活在真空中一样，很不踏实。
“在施工现场，我们可以是工地上的主宰，可是当我们走出工地，突然间觉得一无所有，一点也不自信。我们自愿和工地捆绑在一起，已经不愿意走出这个世界，也不希望有人走进我们的世界。
如果哪天离开工地，会一辈子惦记着。刚参加工作的时候，很怕看见领导，看到领导都会躲着走，做的事情越多，胆子越小，因为见得多了，才感到对大桥工地的敬畏。
在这个工地上收获很多，压力很大，特别是遇到突发事件，头脑里考虑的事越多越累。工作上也有这样那样的矛盾，集中体现在作业队的矛盾和生产中的矛盾。作业队是要挣钱的，我们是根据业主的要求来管他们，同样也是服务于他们的，必须用标准去衡量作业队的工程质量，矛盾在所难免，有时候还很尖锐。比如说工程中的误差，当5厘米可以的时候，他们会想到6厘米是不是可以让步。时常像拉大锯，你来我往，不断扯皮的现象是相当普遍的——一个合理化的矛盾体。有些可以让步，但对于安全质量，绝对不能让步，因为事关人命，事关大桥的寿命，不是儿戏。双方之间需要不断磨合，直到找到一个共同点为止。”
每天下午的5点钟，郁文都要给各家作业队开现场会，安排好第二天的工作，准备作业队施工中所需的各种材料，机械配备等等，哪怕少一个螺丝都不行。还有混凝土标养的送检，都要由他们来做。第二天一大早就要开始做事了，哪有时间来开会解决问题。
从工作到现在，郁文体重从来没变过，110斤左右。
现在他最大的希望是抽时间能继续学习，把一级工程师证考到手。
2018年7月6日，郁文提前买好了车票，他要回家接妻子和孩子来五峰山大桥工地。这一路上，火车要8小时，下火车上汽车，下汽车，再转车，然后步行20分钟到家。
五峰山大桥结束后，还不知道下一个工地在哪里。记得那年北京的工程结束，他和辛书记一起又到了杭州的钱塘江新桥，那座桥结束后，两个人又分开了，郁文到了扬州京杭运河的一个公路桥，然后又去了港珠澳大桥，绕了一大圈，再到五峰山大桥时，与辛书记重逢，这一分就是10年。
郁文说：“我们这些造桥的人，一辈子都要在桥上转，何处不相逢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