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说起施工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时，牟翔说现在好了，以前解决不了的问题，现在都能解决。以前造桥前瞻性不够，包括人员、材料、资金等安排。比如九江大桥，成为计划经济时代的最后一座桥，也是让后来建桥人诟病的一座桥。现在遇到的最大困难并不是技术和资金问题，而是人员问题——合格的高素质工人。几个项目部的书记岁数差不多，崔书记年龄最长，现在项目的管理人员年轻化，都是40岁以下，新老交替出现断层，缺少40岁到50岁之间的中坚力量，他们见得更多，经验更丰富，抗压能力更大。
除了管理人员的缺失，还有现场的技术人员，都是大学毕业5年内的技术员，每天站在现场旁。他们的工作经验太少了。最大的人员缺口还是在工人，上一代的工人都老了，年轻一辈的跟不上，每个工地都是这样。现在技术化管理，都是定员定编，控制成本。就四公司项目部90多人的吃、住、工资、车旅费，每个月净支出130多万，哪怕工地停工都得开销。项目部的职工有一批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顶职人员，他们都50开外，面临着退休，许多事他们干不了，需要项目部照顾，只能安排到一些轻松的闲岗上去，比如门卫、司机、食堂、招待所等安排的都是大桥内部职工，仅食堂里就9个人。他们为大桥贡献了一生，与大桥有着深厚的感情，要说一代代大桥人，奉献了青春献子孙，这话一点也不假，他们的后代有不少在大桥。如今他们老了，体弱多病的老职工不在少数，更需要年轻一辈们的照顾。不能把他们撇下，于公于私都要把这批职工养起来。再过10年，这批职工退休后，人员会减少一半，项目部只需要40个管理人员就够了。目前无形之中多了一半人，但他们也在发挥作用。
人员就像工地上的一棵大树，从领导层的根部，到树干，枝叶，一枝一叶总关情。工地现场的管理最难，真的是老虎吃天——没法下爪。工地现场如展开的棋盘，起手无悔。
在中国，主缆牵挂速度目前五峰山大桥拉索是最快的，这支专业拉索的作业队伍里有一流的工人，他们太辛苦，每天5点就要从工区出发，每天技术交底，班前10分钟每天都要说。纵观全球桥梁的发展，中国是最领先的，这些都离不开国/家的经济支持。
对于安全问题，没有人敢大意。如果发生重大安全事故，是要判刑的。但人是最不可控的，哪怕他们的技术再精湛，还是会有大意的时候。安全事故无小事，一字之差要人命。
5月10号央视最后一次来现场拍摄第352根主缆过江，牟翔顾不上吃早饭，到食堂抓了只煮鸡蛋，风一样跑出食堂门。等我反应过来，也风一样跟在后面去追，想跟他的车一起去北岸，一直追到大门口，他的车已风一样冲出电子门，很快便消失在东霞寺的路口。
牟翔做事的风格像重庆人，干净利落。
这天早上最后一拉，摄制组要从他开始拍起，他要到北岸的放索区介绍拉索的要点与过程。面对摄像机镜头，牟翔拍打着准备过江的最后一根索股，像拍打着一位熟人的肩膀。这些年他一直在工地现场摸爬滚打，无论把他放到哪个位置，他都能稳稳当当做得很好。
尽管他没能参与五峰山大桥全过程的建设，是中途插班进来，但后面的战斗更加激烈。他向我介绍说：主塔上面的观光台，上游的猫道68天就完工，这在大桥史上都很罕见。一根2000多米长的钢丝绳要几十万，如果磨损得太多，就得换。如果不是要留点时间保养卷扬机、导轮索、钢丝绳，拉索的速度还要快。接下来的事情仍然很多，一天都停不下来，看上去不起眼的事，样样都要做到位。
五峰山大桥将于2019年年底钢梁合龙，为2020年的高铁线路铺设道砟做好准备。年底，他们即将全部撤离现场，牟翔和同事们又将奔赴新的工地，开始新的征程。
刘凯和牟翔是同龄人，最近刘凯忙得有点焦头烂额。除了指挥部的事，根据上级通知，他被公司选中去省里参加“交通强国，彰显青春风采”为主题的演讲比赛，他要把演讲稿打磨精，还要背下来。这次演讲是代表五峰山大桥项目部去的，不能给公司丢脸。
作为主抓安全和质量的部门负责人，虽然是独立的部门，但现场施工的管理是一个综合性的事件，决策非常重要，他要通过自己的学习与经历，把控现场。
刘凯说到大桥建设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，还是人员问题。原来大桥有自己的职工，但现在没有，只能外包给资质合格的单位来施工，大桥局原来的职工变为管理人员。伴随着国/家基建工程的不断发展，大桥项目部年轻人越来越多，他们是大桥建设中的生力军。比如，二分部的杨忠勇是1978年，牟翔是1982年，他们都很年轻。在以前这么年轻就当项目负责人是不可能的，那个年代的项目经理至少要50岁。
年轻人有朝气，也有冲击力，唯独缺少现场经验。项目的成与败，投入的大与小，年轻的项目经理综合能力还有点欠缺。
刘凯一直在安质部。刚分配的时候，刘凯一直在项目部，没有到现场。在铜陵大桥时当副经理，安全总监，在铜陵5年，后来才调到牟翔的这个项目部。
“其实我们现在最需要经常换换岗位，在不同的部门学习更多的东西，对整体的素质提升有很大的帮助。我觉得一个年轻的管理者，应该多到一线去，然后再参与到管理层面，这样在管理过程中，可以学到许多东西。”
在经营管理方面，刘凯自从到了这个项目部，跟着项目总指挥长陈明学到了许多东西，特别是在整体把控上，需要一定的魄力。像陈总这样的人，在项目部除了没做过财务，其他的全部做过。
国有企业，与其他的企业不同，承担社会责任，必须有一定的高度。
“我就是管现场的，平时工作太忙。”
2004年毕业于大连交通大学的刘凯，今年评教授级高工，要准备论文，要答辩，想评高级职称，有许多硬性指标，要有科研成果才行。
大学毕业后，他第一个参建的大桥是东海大桥。那时候在项目部，每天到现场，资料没现在这么复杂，8份台账，按部就班一件一件做。不像现在台账多，可是人手太少，被工作留痕束缚手脚，甚至影响到决断者的思路。
东海大桥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座跨海大桥。由东海大桥借鉴建造了杭州湾大桥，由此制定了行业标准。现在的五峰山大桥，也将是制定行业标准的一座桥。
在东海大桥的时候，三个公司，每个公司200多号人，项目部就有大几十号人，正式职工千把人。
刘凯参与的第二个项目是深圳后海湾大桥，连接香港，在深圳的南山区。那个工程结束后就到了南京大胜关大桥。从2006年一直到2010年，工程收尾的时候，他调到了铜陵大桥，从2010年到2015年，然后就到了现在的五峰山大桥。像游牧民转场一样，每个大桥人都在不断转场。
这一路走来，刘凯有过困惑：“这几年，困惑很多，这与体制有关，与实际工作没有关系。很多管理，希望程序化与标准化，但是又牵扯到项目上的管理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管理。管理要经过三个阶段，人治阶段，靠人去治理。项目经理的水平，决定了管理水平。国/家的法律法规很多，但很多人认知不到位。程序不能虚设，要大家遵守执行。有些事情可以方便，有些事不能，这是原则的事情。”
刘凯的老家在陕西富平，风沙大，以农耕为主，缺水。秋收结束后，全是裸露的土壤，盐碱化程度高，需要水来稀释改善。虽然有泾河与渭河，但是要开发水资源，特别是在北方，是件困难的事。
“水是万物之源，现在我们那儿要修湖，上千亩的湖，把水引进来。”
“那时候家里人不同意我出来，但我也不想在家里。如果重新选择，我宁愿回去，不愿意在外面漂泊。不是反感这个行业，而是总觉得隔，这种隔让人很痛苦，剪不断，理还乱的感觉。”上大学的时候刘凯就想出远门，有一颗游历的心，为了到泰山去看日出，把生活费省下来去游玩。大学毕业后到东海大桥，第一次看到辽阔的大海，一种永恒的壮美把他给镇住了。才去报到，他心都不在工作上，整天觉得被海浪簇拥着，人是那么渺小，没有边际的大海流向远方。刘凯的心被海水浸润的时间一长，开始厌倦海上的生活，工作就是工作，哪有那么多的浪漫。下班后的单调无味，让他感觉浑身不自在。